升国旗时,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?

近日,网上流传一个帖子,称中国运动员不该在升旗仪式上模仿美国人行“摸心礼”(即将右手掌放在左前胸,表示“祖国在我心中”),认为这有损于国家和民族尊严。也有网友反驳称这是小题大做。(8月5日南海网)

奥运会领奖台,是奥林匹克精神终极体现的一个单元。而升国旗、唱国
歌这个仪式也因此而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,也正因如此,我们才会关注这样一个看似“小题大做”的命题和追问:升国旗时,我们该以怎样的一个仪态,来展现我们的激情与兴奋,升国旗时,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?

《国旗法》明确规定:举行升旗仪式时,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,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,并可以奏唱国歌。但这显然是个“语焉不详”的法律条文,并且有着相当大的任由国民“自由发挥”的空间。如果没有这次围绕“摸心礼”的公共辩论,这一礼节其实已经为很多人所接受。

中国运动员该不该在升旗仪式上行“摸心礼”?显然,这在《国旗法》中找不到法理依据,在辩论中也是一个“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”的论题。“东施效颦”总觉别扭的民族主义情愫,固然“发乎情”,但是“握手也是国外传来的,是不是也得禁用?”的反问,却也“止乎礼”。显然,纠缠于这样一个你是我非的争论中,永远不会有一个终极的答案。

笔者在这场“摸心礼”的公共辩论中分明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民族文化的焦虑感。礼法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一个民族文化的血脉,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。正如有网友所说,评价一种文化的生命力,首先是看其影响力,而不同文化间的较量,往往都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。假设有外国人模仿我们的礼节、习惯,那每个中国人都很自豪,因为这说到底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命力。而对“摸心礼”的排斥反转镜像,不正是对于民族文化不彰的一种担忧和焦虑吗?因此,这场公共辩论其实在本质上是如塞缪尔亨廷顿语境下的一场“文明的冲突”,是中西两种文化竞争力失衡下的一种“过敏”,其所反映出的是西方文化的依旧强劲,以及民族文化在这场“文明的冲突”与较量中的式微与疲软。

其实,我们在民族文化上的焦虑与彷徨,并不仅仅只是表现在“升国旗时,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”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。比如,近年来,传统节日的式微以及各种“洋节”的红火,就如同今年8月7日七夕节——— 中国的情人节,肯定“火不过”每年2月14日“情人节”这个现象一样,民族文化的焦虑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如果民族文化不彰,民族文化焦虑的心病不彻底祛除,那么“升国旗时,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”以及与此类似的问题,就永远不会有多数人认可的结论。而要消解这种缠绕在国人心头的民族文化焦虑感,尚需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。 [原始链接]   → 沙龙国际微信:U148Net,放心关注不会怀孕 ←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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